6月27日在农大东区逸夫楼采访了经济管理学院的刘庸教授，刘老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温文尔雅，从刚到内蒙古农牧学院的工作情况、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青年学人的嘱托、对学校的建议等方面进行讲述。

个人简历

刘庸，1949年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工作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兼职教授。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主编合编有教材多部，科学论文多篇，获优秀论文，教材和教学成果奖各一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项。2014年到 2022年任经济管理学院教学督导组长，校督导组副组长。

刚到内蒙古农牧学院工作情况

我是1982年从北师大毕业，我分配到了内蒙古农牧学院牧经系，牧经系是1981年成立的，是王秉秀老师和李俊老师创建的，当时他们建系时是7个人。当时牧经系没编制，我的编制在马列部，这样我人事关系就到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从那时开始给牧经系讲课。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咱们学校对牧经系的感情越来越深。这和我的专业有关系，因为实践当中对理论经济学的需要远远超过我当时的想像。我当时很单纯，刚毕业教课，一接触牧经系，发现好多问题，王秉秀老师和李俊老师建立了这个系，王秉秀老师提出了“畜群分类理论”，牧区草原放羊，赶出去就放，效果不一定好，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当时国际上也有，当时母畜占多大比例，子畜占多大比例，有个结构问题。但是上课过程中慢慢熟悉进入角色，现在回想起来在学院从我的本职工作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我自己也尽了力，锻炼了自己，对我们学院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当时的实际情况，咱们学校开始是以畜牧业为主，后来才加了农业，虽然这样学科越来越多，但主要还是农牧业，牧经系既不是纯粹的农业、牧业，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学科，这样就显得我学的理论经济学有了用武之地。当时跟王老师接触，他很同意我的观点，我说理论经济学非常重要，他让我讲了很多。后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和老师们交流发现牧经系的骨干教师队伍的学科背景有三种：一种是本校培养留校的学畜牧的，如：胡日查，杜富林；还有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本系的留校生；第三种是像我这样外地院校培养的（北师大毕业的就我一个），后来加上沈农分回来两个，一共两三个人这么个队伍。

我感觉学院要发展，没有厚重的基础理论做背景很单薄。因为从学科的角度看，我认为畜牧专业来的老师和本学院自己培养的老师是很大的短板。他们认为农业牧业是第一生产力，牧业要发展草要好，侧重点认为要把草原搞好。畜牧专业和草原专业是他们的学科方向，牧业经济关系应该是第二生产力。草好了，畜牧业一定好吗？我说特别是还有咱们的学生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这样就有了更深层的意思：价值生产。没有理论经济学厚重的基础，咱们牧业经济系整个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就没有基础。纯粹讲牧业有草原系，纯粹讲放羊有畜牧系，要我们干嘛，老师们非常同意我的观点，说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增加经济学理论的教学。我的人事关系随着牧经系扩大89年正式到了牧经系。当时咱们学校书记是呼格吉勒图，副书记是包斌，都分别找我谈话，对我很好，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你正式过去了，理论经济学现在在经济管理学院是非常成熟了。

再一个是我去牧经系以后感觉经济学理论教学在人事关系和人力方面应该进一步了，这样牧经系也有了自己的教研室。我带了几个年轻老师，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我们学院的骨干力量，这就是初到学校工作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想起来很荣幸到咱们学校工作。最简单的道理我虽然学识很一般，但是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挥，从学生、老师到领导使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这是我跟咱们学校的渊源。

教学实践和培养人才情况

教学是我的主要工作，我82年到咱们学校，按法定的退休年龄2009年退休，但是没有退掉工作，退休后继续在学校和学院搞督导工作，从工作的意义上说，我去年才退休，一直工作到2022年，因为家属身体原因，我不能继续做督导工作。从1982年到2022年在咱们学校工作了40年，这40年中最大量的还是教学工作。教学方面从学生到同事，到学院的历任领导都令我感到感动，从全方位对我充分的肯定，得到超乎我自己意料的好评。后来教学评估，每学期老师结课要打分评课，我都是免评，令我非常感动，邬建刚书记和朝伦巴根院长说：“你就是块儿讲课的料。”教学方面我尽力了，特别欣慰得到了同学们对我的肯定。教学方面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 当老师要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要不断的锤炼、熟悉然后交给学生。这方面我们学院有个别老师怎么讲在学生那也不过关，我就总思考这个问题，老师上讲台讲课，认为将自己掌握的知识系统流利的讲给学生就完事，这是个误区，后来老师们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大学生和中学生有本质的区别，把理论经济学教材上的东西倒给学生，倒之前考虑过没有，学生能看懂吗？为什么有的大学生总逃课，在教学过程中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上课个别时候也有学生没来，我认为知识体系有深度和宽度不够，不仅要熟悉教材，必须熟悉原著。要熟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美国的萨谬尔森的《经济学》原著，我上学就学的这个，后来咱们系开这个课，我也推荐这个教材，后来我给王秉秀老师的研究生上课推荐的这个教材（萨谬尔森的《经济学》），但是我备课不仅要看中文版，要看英文版，看原著原文，这样交流过程中我给他们举例，比方说我们国内编的教材虽然也参照萨谬尔森的原著，但有时不查原著，除了深度和广度外真实度不够。经济学科跟别的学科不一样，咱们中国严格的说没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只有经济问题，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马列部开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理论。咱们后来学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是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等国出版的，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著作比较多。我给老师们举例，为什么政府强调GDP,为什么我们进行经济分析、教育学生不能完全强调GDP,经济学原著讲的很清楚：GDP总量没有实质意义，有意义的是“边际量”，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熟悉萨谬尔森原著不行，特别是教学生这点很重要，在这几十年的教学中我一直这么做。

第二：教学中学生是重要的环节。高校现在也接受这个观点，叫做“以学生为中心”，这个涉及到好多具体问题，但即使喊出这样的口号，实际教学实践中老师也未必这样履行的，因为人有自然的惰性，更愿意做轻车熟路的事情，能到高校当老师现在必须是博士，读了很多年书了，从小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很熟悉老师是怎么当的。其实这个东西不用学潜移默化就来了，其实就是前苏联凯洛夫教学法，有时叫“三步”、有时叫“五步”，简要概括“三步”是指老师站上台来了，复习旧课；讲新课；小结、留作业；但是到了大学这样讲不行了，三段式凯洛夫教学法是以教师、教材和教学为中心，到了高校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很赞成以学生为中心，在多年教学中我特别关注学生的自学能力。

另外我也比较关注学生的状态。讲课时观察学生的坐姿、体态，包括头的转向能直观的反映出他听课的状态，我讲课有时中途停下来，我感觉讲的过程中有7、8个学生已经心不在焉了，再讲有许多副作用，中间停顿一下学生注意力又重新回来了。后来我当督导跟老师们谈起这种情况，老师们也都能理解和接受。当督导我们出去听课对老师也是这样的要求，主要看老师，这个老师不迟到，专业知识讲的很流利，其实仅这样还不行。衡量老师讲课的效果怎么样，不是看他，而是看学生。有一次听外语课，旁边坐的两个男同学，紧挨着我坐，在那看手机，课间我问他：“同学，你上课怎么不好好听呢？”同学说：“我都会了，说过好几遍了，还讲。”所以搞教学不应该仅仅是知识传授，应该主要围绕着学生的需求，你讲的东西应该让学生能接受。

第三：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还是有很大区别。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目标是知识迁移。日常生活中讲的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责任问题等等这些都来自知识迁移。从教学过程中每讲一堂课怎么体现知识迁移，关注学生的自学能力到底怎么样，不管高低等差异，本科生都有一定的自学能力，讲新课怎么与旧课融会贯通，贯通的结果有新的需求这样我们的教学才达到目的。不是说今天讲市场价格为什么涨，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不够。因为这个事情不说学生也能懂，我考验过好多学生，证实了我的判断。

有的老师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学的非常好，要把它讲的面面俱到，这样效果差矣，适可而止，有些可以不讲，比如说供求关系，供给不变需求提高，价格就涨，这个原理学生很容易就接受了，以后讲课又讲这些学生会烦，不想听。教学过程中把这些道理理顺了，我有时候讲课很简要，但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你要求学生，他心服口服，这是高等教育，跟小学中学的应试教育有很大区别，这是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吧。

2017年参加学校督导组会议（与邬建刚书记合影）

2016年在经济管理学院参加学生评课比赛（督导工作）

科学研究方面

我这个专业文理结合但偏文较多，是理论经济学不是部门经济学，像王秉秀老师，他是理科生，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偏理多，我是经济系，学的理论经济学，偏文多，虽然我们也学数学，但偏文多。这样的背景到咱们农牧学院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宽了。眼中看到的如果纯粹是文科那就是书本了，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就局限在书本了，但是到咱们学校给我最深的感受每天看到的都是农区牧区，兽医畜牧，羊、鸡、鸭、鹅，这个对我的专业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使理论经济学更接地气了。

当时我研究的是国内农牧业研究中现实的水的问题，国内农牧业发展中节水利用特重要，到处都在喊水不够用。国内是浙江东阳市首先提出了水权交易，东阳水多用不了，剩下的水卖给你，这是国内第一家把水用经济方式运作，当时成功了，当时咱们内蒙古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实践。一开始我搞科研写点研究性文章，还是从书本到书本，还是理论经济学的那种传统，我根据什么社会问题根据什么原理提出问题，就是这种套路，但到咱们学校这种现实的农业问题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我业余的研究虽不是很多，但我认为这个很有意义，下了很多功夫，后来我的第一个课题是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题目是《少数民族地区节水农业问题的研究》，课题批了，很高兴，而且得到咱们内蒙古水利厅的支持。当时的经费不是很多，这个课题是8万元，内蒙水利厅又资助了我10万元，这个研究持续了2年，研究过程中主要是实地考察，我重点去了内蒙两个地方，一是河套，另一个是兴安盟，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内蒙古农业比较发达的地方，特别是河套，从干渠（二黄河）到毛渠我都考察了，都详细考察了，主要是考虑水权问题，当时我研究的过程中浙江东阳的水权交易还未全国推广，咱们内蒙还没有实力，我到基层调研，当地一些干部一些农民多数人不听不懂我说的，我告诉他们大水漫灌肯定不行，当时他们的管理还是不科学的，真正管理上台阶了现在变好了，是因为水权交易，后来有了水价，这是我当时的课题实际调研的过程，搞这个研究当时国内比较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那边也比较重视。我又申请了一个课题，想再具体一点，进一步研究水价问题，又批了，这次给了10万元，这个水价问题的研究也持续了两年，主要就是调研，调研过程中两个课题结了以后，国家社科基金可能考虑这个问题的实践意义很好，又让我当了3年的通讯评委，以后人们申请这方面的国家课题，给我邮来让我审批，科研主要是这样的。

对青年学人的嘱托

青年教师是咱们学校的未来，从我们学院，从我当督导后学校各个学院的角度看有两点：一是从现状看，应该引以为豪，从国家的层面从学校的层面学历整体提高了，都是博士，从学校和学院看，青年教师队伍很优秀。这是第一点。其次，对年轻老师的希望：第一我们作为职业教师绝对不能套用中小学的教育套路，有这种痕迹。传统的教学法有它的优点，比如知识体系是完整的教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体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科学要求，我还是强调知识迁移，如果不用知识迁移这个外来词，就用我们熟悉的创造力，独立思维，自由研究等等，这是高等教育的职责，青年教师知识系统没有问题，如果是博士，受教育时间20多年，知识储备应该没问题，再一个是知识的应用，还是要重复刚才那句话，我希望青年教师在履行高等教育高等教师教学职能的时候不仅要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而且要有真实度，要读原著，我是经济学教研室的我都读过英文版《资本论》。我对青年老师的希望就是掌握的知识不仅要有深度，还要有真实度，这是第一点希望。第二点希望是请青年老师热爱学生，把学生做为自己的产品全身心的热爱他们。这样你就有了方法有了动力。如果你失败了，学生给你打分不及格，怕什么呢？那是学生爱护你，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否则学生何必找你麻烦呢，这样你全身心热爱学生就一定能找到被学生评价优秀的方法，就这两点希望。

2007年在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对学校的建议

我从内心特别感激我们学校，我来学校工作多年，是职业教师，国家给我发工资的，但我认为学校培育了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好多东西，我有许多东西由不成熟到成熟，所以我虽然不是咱们学校毕业的，我的学科背景不是农大，但是我把农大看成我的母校，具体包括从过去的牧经系到现在的经济管理学院，从校领导到学院院领导对我都非常信任，我很感动，也是我工作当中的动力，我觉得遇到这样的同事、同学、领导是我的幸运，从这个角度我衷心希望咱们内蒙古农业大学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我们内蒙古农业大学是我们自治区高等教育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为什么说最重要呢？比如“内大”，是综合性高校，是“211”高校，自治区需要有这么一所“211”高校。但从经济建设、人才培养、从全国学科建设和社会层面的发展看内蒙古农业大学担当了别人替代不了的职责，地位。如很简单的例子，我们30多个省市自治区只有六家是自己吃完饭还给别人端饭碗，其中就有我们内蒙古，非常值得骄傲，如粮食，我们自己吃完还去支援别人，全国才6家，牧业更不用说了，还有林业、矿业，生态等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农业大学的切入点，所以我祝我们内蒙古农业大学有更广阔的发挥自己能力和作用的环境，因此我有两个具体建议：一是我希望农业大学能涌现出一批拔尖的突出的农牧业专家学者，类似袁隆平那样层次的，这不是不可能，我们农大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环境产生这样的人才，这样希望我们学校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培育，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有的，这是我们大学最重要的东西，这是大学办学的骨头。第二是希望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进一步发挥校督导组作用（我是2017年在学校督导组任副组长），提升它的工作素质，提高它的工作水准，要求高一些，从常规性的教学检查到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队伍的培养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通过对刘庸老师访谈感到教师是教育事业中最重要的人，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的引路人、朋友和榜样，教师需要具备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教育理念，才能更好的为学生服务。我们要在具体工作中，求真务实、不断学习、笃行不怠、锐意向前，为农大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